所有制对社会经济制度性质的决定性影响已不复存在。

为此，当务之急依旧是：如何解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 办法就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回归社会主义的本义——社会优先。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理论认为，一切生产的目的，都是为了作为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有生命的个人（马克思）的生活，所以，共生经济学认为，中国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目的，就是让生产回归生活。

因此，我们的经济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产权政策、产品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能源政策、资源分配政策，也应当相应地体现这一健康態势。解决办法是社会优先论——这一估计，是2016年11月我给《经济要参》写那篇《社会优先论——特郎普执政，中国将面临什么的挑战？》一文的基本事实前提。所以，这位工程师说：你的安全程度，不是取决你能不能自力更生，而是取决你多大程度上能嵌进世界经济体系里去。说了城乡共生体及三大经济形態创新之后，还是要说说中美关系这个热点。4、政府资产（资源）负债表。

能产3是消耗能量最小（只需保证个人生存及心灵自由），因而效率最高的部分。仅此一点，我就不想对其长达38900多字经修订后的速记，进行评论。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三口人的家庭需要存满3亿元才能完全防范这一病毒，否则，如果全家三人都感染上，就会给全家的财富和收入带来极大冲击，消费会难有着落并挑战生存。

在价值的度量衡被信用货币化、财富被金融资本化之后，由于信用货币量、金融资本量不受实物量的制约，社会的金融财富总量是没有上限的(就像从中国金融财富总值在数量级上不断上升中所看到的那样)，每个人可以追求的收入与财富也没有上限，尤其重要的是企业家、创业者所能得到的财富不一定是以挤掉别人的财富为前提，而是纯粹的新创造。因此，当经济完全实体化并禁止货币化时，等于给每个人的收入追求和财富追求设定上限，抑制天才最大化发挥潜力的动力。可是，过去的土地分配不平等、工业资本分配不平等并没有将人类带向毁灭性革命，资本主义继续调整适应至今。假如一种病毒一旦感染上就需要1亿元才能治疗好，而每个人每年有千万分之一的概率感染上，也就是说每人每年有10元的预期治疗费。

那么，金融资本在不同群体中的分配差距是否会最终把人类带向革命呢？是否真的是这次不一样？ 我们可能会说金融化与现代技术带来的赚钱方式变革只是肥了金融资本家，并没有给普通人带来利益。而之所以是这样，是由于他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财富分配上。

那样，创业、商业就都成了零和博弈。每个时代的学者都会为贫富差距担忧，尽管回头看，过去许多担忧是多余的。到底该如何理解现代经济下的贫富差距？现今的贫富差距有多少是制度所致，多少是现代经济的客观本质所致？世界的未来真的像皮克迪教授所预言的那样？ 我们必须看到，皮克迪教授研究的两个多世纪中，财富分配持续恶化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段：19世纪后半期到1913年(第一轮全球化)和1980年至今的30余年(第二轮全球化)。这些无疑有利于促进人类的生活水平和发展机会的均等。

于是，在今天的世界，谁掌握更多的金融资本，谁就更能在收入竞争中胜出。比如，假如土地的多少是个人成功和财富的唯一标准，也是财富的唯一载体，谁拥有的土地多，谁就是社会中更加成功的人士。在那时期的李嘉图看来，随着人口和产出的双增长，土地只会变得更加稀缺，土地价格和租金收益只会越来越高。那样，人的成功不再以货币收入、金钱财富多少体现，而是以赚了多少斤肉、多少斤鱼、多少斤粮食、多少件衣服、多少间房子来衡量。

虽然过去500年国与国间的贫富差距加大很多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从中国、印度到非洲国家，各国人民的生存状况同期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善，既走出了野蛮，又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好地解决了温饱。但在中国，除了宗族血缘网络内的互助救济外，其他民间救济有限，政府福利也缺，因此收入差距更容易变成消费差距，进而更容易激发社会动荡。

当然，也可以像计划经济那样禁止货币化、金融化，使经济活动完全实体化，亦即让收入和财富都只能以粮食、动物肉、鱼、衣服、房子、土地等实物体现，使人类交换也只能按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皮克迪教授的数据显示，正如马克思和其他19世纪学者所说的那样，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使财富逐步往少数人集中，资本收益相对劳工收益的比值日益抬高，这个趋势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就是第一轮全球化结束之前达到顶峰(美国是例外，它的贫富差距要到经济大萧条之前的1929年左右才达到顶峰)。

我们中国人常说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财富规模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对财富所有者的生活其实很难有实质影响，但消费是更为直接的，是每个人能感受到的。而如果有针对此病毒的医疗保险，那么，全家每年支付三十几元保费就能保全病毒风险，这是富人和穷人都付得起的保费，其好处是把消费跟疾病风险隔离开来。如果土地分配非常不平等，那么社会收入的分配结构也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因此，财富差距一般都远大于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又大于消费差距。比如，今天美国1%最富、10%最富的人群跟50年前、100年前的最富群体有多大的重叠？如果最富1%、最富10%群体总在不断变化、社会阶层流动程度足够高，那么，即使最富1%的收入占比很高甚至越来越高，拼爹就未必能保证成功。既然天赋能力各异，那么，应该怎样设计制度，才能把少数天才对人类贡献的最大潜力发挥出来，推动人类进步呢？很显然，如果制度的目的是人人收入平等，没有几个天才会有激励发力。

网络医疗的进步，使得以前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受的医学会诊，普通人也能享受。从西欧到日本等国家，财富差距从一战开始下降，这一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冷战结束时期，财富分配结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60多年的持续改善，资本收益占比下跌，财富与收入分配的集中度都在降低。

因此，战争等天灾人祸可以重创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的相对关系。只要能做到这些，成功者实现的合法收入再高，我们都应该为他们庆祝

第二，数字经济是智能化经济。要加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界定好个人信息的权利归属、保护要则，平衡好社会进步需求与个人安定安全的需要。

二是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供给与千变万化的需求相适应。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管理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这一因经济主体无限大而产生的经济活动信息的不确定。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人类社会利用实时获取的海量数据，包括主体数据、行为数据、交易数据、交往数据来组织社会生产、销售、流通、消费、融资、投资等活动，数字或数据成为经济活动的第一要素。

蒸汽动力学革命催生了以蒸汽动力使用为主要特点、以纺织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在完备的数字经济形态下，相当多的设备或物品可以采集数据和感知信息，绝大多数线路成为信息和数据传输的网络，所有的计算能力可以集合起来并快速计算海量数据，海量级的存储新介质得到开发和应用，相当多的人类活动被智能设备替代，社会经济进入智能化时代。三是利用已销售产品或已租赁设备来感知、获取产品和设备的利用信息，实现生产、销售、服务的一体化，推动企业转型和价值链升级。

一是通过多渠道、多方式获取的消费信息、需求偏好精准地了解、感知、掌握需求的总量、需求的结构和需求的变化，使社会生产更好地满足千变万化、不断增长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一是要更好地鼓励创新。

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评价尺度很多，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产品品质和供给体系质量的不断提高。数字经济是在对已有海量数据进行计算基础上，或按照人类指定，或依据算法逻辑，由人造器物替代人的一部分功能的经济，即经济社会的智能化。三是要更规范和严格地保护个人信息。二是要更好地尊重市场主体的主体地位。

随着这一进展的不断升级，人类社会就迎来了数字经济这一崭新的经济形态。供给方面临的是成千上万的需求方或消费方，消费方的偏好千变万化。

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是数字或数据的采集、传输、处理、分析、利用、存储的能力、设施与设备，包括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与存储能力、计算机尤其是移动智能终端，以及将其联接在一起的软件平台。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数字经济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从根本上要靠科技创新，要靠体制变革，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变革，推动我国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四是利用大数据把创新需求和创新资源联结起来，提高科技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